文 / 花 容   

    在《艺术人生》里看蒋雯丽夫妻侃侃而谈的时候，那部叫《孔雀》的电影已经流行过去了。   

    《孔雀》是一部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的电影，那些街角巷尾的土路，那些蓝色灰色的中山装，那些高墙上特别砌入的玻璃岔儿，都是那么熟悉，当你离开荧幕之后，那种叫做共鸣的东西就在你心底嘤嘤嗡嗡的响起来。   

    河南是个很奇妙的省份，以黄河为界，一半南方一半北方，冬天里一半供暖一半不供暖。而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省份的小城镇里。

    看《孔雀》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简易楼里挤挤挨挨的邻居，冬天里冻屁股的一大溜蹲坑式的旱厕，每天必带的早自习的蜡烛，每周一次带给班里生火的劈柴。还有校园里沿墙匍匐的防空洞、沙坑，单杠上一群倒挂的小孩子。

    那时候夏天的雨总是来得大而突兀，我们也总是给学校给老师给自己家拖煤饼，遇到这样的雨天也会飞快地往那些方方的煤饼上蒙塑料布。学校似乎总是很穷，每学期都会有几天要勤工俭学，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附近的糖厂刷瓶子。一大池温温的仿佛从来不换的水，一堆堆洗也洗不干净的啤酒瓶。

    《孔雀》里那一户三口之家，熟悉的仿佛就是你的邻居。一个敏感细腻一心向往飞翔的姐姐，一个沉默的像影子一样的弟弟，一个胖胖的经常在针灸的哥哥。待业、招工、顶替、蛤蟆镜、港衫、小舞厅、旱冰场、有大池的澡堂、哐啷作响的28加重自行车，还有那些只属于七十年代的名词和想法。

    七十年代，是个含胸低头把青春萌动用白布裹平的年代；七十年代，是个试图把思想都格式化的年代；七十年代，是个人性蠢蠢萌动又被压抑的年代。于是，在那样的年代，如姐姐般细腻敏感的女子注定是不招人喜欢的，是要被悄悄鄙视成“破鞋”的；而青春的萌动就注定要被一声“流氓”扼杀。

    生于七十年代，也许是件尴尬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电影里开始流行起画外音或者旁白。这些刻意平缓着的声音好象一块指示牌，告诉你此路不通或者此处禁左。《孔雀》的画外音是方言版的，整个《孔雀》都是方言版的，仿佛在颠覆你心里关于梦想的古老程式——不是只有讲普通话的那群人才有梦想，梦想无处不在，不同的只是很多梦想随岁月流逝了。或许，那个伞兵的北京话，就代表了那个年代人心中的一个梦，那时候，北京仿佛是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这种向往让姐姐对那个军官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崇拜，这种崇拜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它连接着一个飞翔的梦想，一种对心灵自由的向往。

    午后的简易楼里，姐姐的风琴声终于抵不过那“滋滋”冒气的水壶声，就好象那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最终要分离。让人绝望的或许正是你看到了某种希望却永远得不到它，生命的疼痛滋长于自我挖掘的伤口，破碎带来快乐，可以不再绝望。于是，姐姐的干爸选择了摸电门。

    影片的最后，在动物园的孔雀笼跟前，已经各自成家的姐弟们都来看孔雀。无论如何逗弄，那只孔雀就是不开屏，于是他们说，冬天的孔雀是不开屏的，这里的孔雀从来不开屏。

    可是，就是这只孔雀，在没有观众的冬天里，居然独自开屏了。这样的开放如此突兀如此孤单又如此美丽，仿佛那遥不可及的理想在暗夜里倏忽而至又悄然而去，完全没有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