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美学特征

祠堂处于宗族民居建筑群体的中心位置，体量宏大超过任何单一民居建筑，这是中华民族“尊祖崇先”的传统文化理念决定的。祠堂建筑的平面布局、建筑风格不同于民居建筑，这是因为祠堂建筑受到“礼”的规制和祭祖、议事、教化功能的局限，这一切使得建筑艺术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表现建筑的个性，而在于映射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态，这种群体的心态体现了宗族与祖先的无比神圣和崇高。但儒家意义上的“礼”也不是一味地威严和压抑，比如祠堂方正的庭院、透光的天井、美轮美奂的装饰、节日亮丽的挂灯、铜锣铜鼓悠远的韵律，又在庄严崇高中显出动人的平和、宁静与博大。庄严崇高是“礼”的体现，“礼辨异”，旨在区别尊卑秩序；平和宁静是“乐”的化出，“乐统同”，强调祖先后裔、尊卑长幼的协调和长者的“宽仁厚泽”，博大与开阔符合中华民族的中心认同。“认辈不认官”、“官大不及辈大”等宗族秩序，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均等观念，是封建宗族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就是祠堂不同于庙堂的根据。

东阳祠堂数百年来依然存在，其人文美学特征仍然被人们所接受，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积淀，值得后人去探讨研究。

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祠堂建筑是一个宗族的“史诗”，一个民族的“年鉴”。

东阳祠堂在美学上的显著特征是形式美。建筑的形式美要经受空间的容纳，时间的考验，人类群体的认同。东阳祠堂除具备静态的稳定、规整、对称、平衡、有序的因素外，更具有韵律的动态，表现出静中有动的态势。马头墙是祠堂建筑的高显部位，其反抛物线的翘角直指蓝天，线条飘逸，动态感强，显示生命律动的神韵，其层叠的跳跃感是东阳工匠的匠心独运的创造。

台门、照壁、门楼是祠堂的门面建筑。如果把飞檐翘角的大台门比喻成一只大鹏鸟，则其两翼的撇山墙犹如大鹏鸟的双翅，其“扶摇直上羊角”的动态美使人油然而生。设在祠堂大门前的照壁，起着空间的装饰、照应和烘托作用。《营造法则》这样诠释门楼：“凡门头上施数重砌筑之枋，或加牌科等装饰，上覆屋面者，称门楼或墙门……门楼及墙门之分别，在两旁墙门衔接不同，其屋顶高出墙垣，耸然兀立者称门楼。”就门楼所依附的个体建筑厅堂来说，它是一个明确的入口，是一种富于装饰效果的过渡。东阳祠堂的门楼饰以华丽的梁枋砖雕，其形式美让人未走进祠堂就引起美的遐想和陶醉。

大厅和祠堂一排排林立的柱子，使人联想起深绿的林区和奇崛的石林。清代中期的经济发展催动了东阳木雕工艺的成熟和发展，装饰从朴素走向华丽，从不事雕饰到无木不雕，无木不精，体现了形式为主的综合的人文之美，它以建筑和工艺的结合作为主旋律，以书法、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门类艺术作为和声协奏的既宏伟繁突又精细典雅的交响乐。

祠堂墙面以黑白为基色，粉墙黛瓦黑线，明快协调，与祠堂规制功能合拍，与自然环境融洽，使祠堂建筑与大环境的对话与形式美的显现能力而上升为环境艺术。

结构美是形式美的基础，装饰美是结构美的发展，祠堂的陈设美则是祠堂功能的使然，起到烘托渲染节日气氛，显示宗族人文与文化底蕴。

堂匾是宗族荣显的象征。“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直匾挂在穿堂的月梁上，堂匾挂在前厅正间枋顶，边间和次间枋顶则挂“翰林”、“进士”等官匾，后寝挂节妇、孝子匾。历代官爵显赫的望族，宗祠厅堂匾额琳琅满目，人文积淀深厚。另外如立柱的板对联语，多为宗族名人显贵撰写，显示宗族文化根基，是陈设美、文化美的张扬。

东阳祠堂的灯具陈列历史已久，其盛于唐代，早期多为单层纸灯；宋代发展到透亮度极好的纱质灯衣，俗称纱灯；明清灯衣发展到篾丝簧、料丝、彩料珠编织，后来又发展到编织字画的篾丝簧、绢及绘画的玻璃片组装，还有用若干盏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灯串组成的“母子灯”。卢宅肃雍堂的大堂灯六角多层，高4.05米，直径2.1米，用3盏大母灯、24盏子灯、6串彩绣络穗，40多万颗彩珠编串而成，重达127.5公斤，誉称“中华第一大堂灯”。其它各间挂各类纱灯、料灯、明角灯、羊皮灯等，层次不同，形状各异，烘托了节日的欢快气氛，展示了高雅的书画艺术，是东阳祠堂陈设美的成功之作。

东阳祠堂的平面布局合理，结构宏大，装饰华美，陈列精致，具有博大包容的儒家礼乐观念，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独特的建筑风格特点，显示“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的悠久历史和人才实力，展示东阳工匠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东阳祠堂的存在和经久不衰，证明了她特有的建筑艺术魅力，为中国建筑史添上华彩一章，是东阳人的骄傲。